孟子_公孫丑章句下第三節解析

查閱典籍：《孟子》——「孟子·公孫丑章句下第三節」原文

　　陳臻的推論看起來似乎有道理，二者必居其一，但實際上卻局限于形式邏輯的范疇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缺乏辨證邏輯的靈活性，不能解決特殊性的問題。

　　孟子的回答則是跳出了“兩難推論”的藩籬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，不同情況不同對待，辯證解決。用孔子、孟子等人的話說，這就叫通權達變。

　　在《論語?雍也》篇里，我們已經看到，當公西華被孔子派去出使齊國時，冉有替公西華多要一些安家口糧，孔子認為，公西華做大使“乘肥馬，衣輕裘”，有的是錢財口糧，所以并沒有多給他安家口糧。（6?4）可是，當原思做孔子家的總管而自己覺得俸祿太高時，孔子卻勸他不要推辭。（6?5）這與孟子在齊國推辭而在宋國和薛地卻接受一樣，都是令一般人不理解。但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，他們之所以這樣做，都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的。總起來說，就是孔子所說的：“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”（《論語?里仁》）也就是我們常說的“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”從思想方法上來說，就是既堅持原則又通權達變。不僅處理經濟問題如此，就是個人的立身處世也是如此。所以孟子說孔子是‘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；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”（《公孫丑上》）的“圣之時者”。（《萬章下》）也就是突出他通權達變而識時務的一面。甚至包括孔子的名言“用之則行、舍之則藏”（《論語。述而》和孟子的名言“窮則獨善其身、達則兼善天下”（《孟子?盡心下》）等，也無不是這種精種的體現。

　　今天我們面臨市場經濟的時代，金錢的受與不受，辭與不辭問題也時常擺在人們的面前。孟子的基本作則是“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？’，不拿不明不白的錢。在這樣的原則前提下，當受則受，當辭則辭。這種處理態度，恐怕對我們是有借鑒意義的罷。

　　當然，關鍵是在對那“當”的理解上。理解錯誤，或者是故意理解錯誤，把不當接受的作為了當接受的統統接受了下來，那就要出問題，要被人“貨取”了。所以，君子不可不當心啊！

　　陳臻問曰：“前日于齊，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；于宋，饋七十鎰而受；于薛，饋五十鎰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則今日之受非也；今日之受是，則前日之不受非也。夫子必居一于此矣。”

　　孟子曰：“皆是也。皆適于義也。當在宋也，予將有遠行。行者必以贐，辭曰：‘饋贐。’予何為不受？當在薛也，予有戒心。辭曰：‘聞戒。’故為兵饋之，予何為不受？若于齊，則未有處也。無處而饋之，是貨之也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？”